崔志海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摘
要
“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如同其他范式一样，一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这一范式的研究臻于成熟，也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研究的趋同和模式化，许多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成果不但选题类同，并且观点也是相近，缺少了“社会-国家”范式最初的学术创新性。还有一些社会史研究则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忽视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关怀，趋于碎片化。
作者崔志海，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
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虽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范式那样缜密，以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多种范式并存，但它们产生了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相近的效果，每一次范式的更替都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为探寻近代中国历史真相或规律、意义与启示，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和更具主体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既往研究范式与方法做一回顾和反省，这是很有必要的。
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研究范式，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史范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体系，以反帝和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历史主题。其中，以1981年出版的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一书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革命史范式所构建的这一叙事体系，固然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为近代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但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史体系，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全貌。尽管在构建这一叙事体系过程中，许多依据革命史范式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为避免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单纯的政治事件史，都在著作中添加一些有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但受制于革命史范式，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从属于反帝反封建历史叙事，或为点缀，占很少篇幅，并不足以改变其重政治而轻其他的倾向。并且，站在革命立场上，这一叙事体系将中国近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对革命对立面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制度史的研究，忽视阶级和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忽视了历史的多面性。就政治史研究来说，也是不够全面的。此外，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上，这一叙事体系不是根据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依据，以1840—1949年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而是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分期依据，选择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这也是不够科学的，不利于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
19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范式有了重大修正和改进。革命史范式的第一个改进是，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早在1950年代就有学者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但这一历史分期最终在80年代之后才得以调整。这一修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的变动，它对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具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面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做法，代之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依据，更为科学；另一方面消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人为割裂，保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完整性，并由此推动了国内民国史、抗战史、新民主义革命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融合。
革命史范式的第二个修正是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做了反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简单化，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对于改良与革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的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革命史范式的第三个改进是在坚持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的前提下，承认现代化、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明确表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革命史范式所做的上述三点修正，适应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为这一范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由革命史范式主导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属于政治事件史的叙事体系，仍然不能完全克服其固有的缺陷，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并且，这个叙事体系由于过于革命史化，难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或绝对化，在诸如有关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主战与主和，以及各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上，导致一定的认识偏颇。因此，革命史范式一直来也受到其他范式的质疑和挑战。
“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与革命史范式不相伯仲，也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资产阶级学者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其背景是要为当时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寻找中国发展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现代化叙事体系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学遭批判、被摈弃，在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销声匿迹。1980年代之后，受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现代化范式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形成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化范式。
一派以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及少数西化派的中国学者为代表，他们沿袭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这一派学者一方面根据西方现代化历史与理论，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文明完全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既忽视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内在的活力，也忽视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变异性和差异性，采取一种典型的“传统-近代”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凡是西方的和近代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传统和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同时，他们还从现代化史观出发，将革命说成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以改良主义否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近代中国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放弃了梁启超那种调适性的现代化取向，而采取了革命论的转化思想”，“中国革命几近一世纪，革命固有所得，但代价太高，尤其以革命换取贫穷最为不值”；他们甚至以现代化否定中国近代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以近代上海、香港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历史为例，将殖民地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尤其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得不到发展”。这一派学者的研究将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完全对立起来，全盘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姑且可称之为“西化派”。
另一派学者对“西化派”现代化范式有所纠正，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完全对立两极，“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既不可简单地视为对立物而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之为优越性而给予全面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同时，他们也不排斥革命，明确表示“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这一派主要是国内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姑且可称之为现代化范式的“修正派”或“本土派”。
相对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程、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主题，确乎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某些方面可补革命史范式之不足。但现代化范式存在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姑且不论“西化派”的现代化范式因其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已被国内学者所摒弃，即使“修正派”或“本土派”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也同样存在严重问题，不足以反映和揭示中国近代真实历史进程。一则“修正派”或“本土派”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没有摆脱这一范式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尽管他们口头上表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两极，中国自有其国情，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依然还是完全以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作为坐标系，与“西化派”并无两样，“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同样，虽然“修正派”或“本土派”口头表示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阶级分析方法，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被遗忘、被淡化。这些都是现代化范式固有局限所决定的。
再者，“修正派”或“本土派”主张“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生产力确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长时段考察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用以揭示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一再明确表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并且，鉴于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缓慢过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我们不能只讲生产力这一根本动力的作用，而不讲阶级斗争这一直接动力的作用，两者是不相排斥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目前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认识到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但在如何实现超越上，并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加以解决和落实。并且，由于这两个范式各有其固有或共通的缺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们预设的目的论倾向不但将许多历史排除在研究之外，并且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方面表现出以各自的后见之明看待过去的历史，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之虞。因此，仍然需要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冲击-回应”范式
与“中国中心观”取向
“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对立范式。其中，“冲击-回应”范式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代的美国学界，以费正清为代表。其背景是要为冷战初期的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西关系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这一派学者强调外部因素对近代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认为中国的进步都“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直至19世纪中叶遭受西方列强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缺乏内在自我革新和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只有在遭遇西方的冲击之后，中国方面才产生回应，出现一些重大变革和进步，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因此，近代中国历史“只有放在与西方接触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并且，这一派学者还认为，中国没有成功走上西方近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格局的惰性和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可以说，“冲击-回应”范式构建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体系与“西化派”现代化范式在许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是现代化范式的另一种表述——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看作对西方冲击进行回应的过程。
“冲击-回应”范式构建的历史叙事，强调外部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就此来说，它与革命史范式中有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矛盾的论述有一致之处。同样，“冲击-回应”范式强调中国传统和内部惰性力量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阻碍作用，也不能说毫无根据，它与革命史范式中有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矛盾的论述也有一致之处。但“冲击-回应”范式由此完全无视中国传统和内部的活力，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内部的各种惰性和破坏力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开脱责任，表示“中国变革的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同时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将英美等列强在中国获得的治外法权看作“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
可以说，在美国和西方学界，“冲击-回应”范式存在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西化派”现代化范式如出一辙，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它们虽然是一种学术研究，但背后都具有意识形态成分，即在“冷战”期间为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国家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干涉提供历史依据和正当性，将近代西方社会当作各国楷模，希望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标准实现“现代化”，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迫使所有非西方不发达国家都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一研究范式时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
“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是柯文教授对197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所作的概括。其产生背景是，受美国发动越战失败的影响，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反思中西关系和历史。这一派学者批评“冲击-回应”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帝国主义论”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不足以揭示近代中国真实历史，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们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强大变革力量，提倡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超越传统与现代，加强区域史、地方史和下层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把近代中国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为克服西方学者以“他者”或“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国历史，这一派学者还建议采取“移情方法”，“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n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以“局中人”身份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
“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因素和“局中人”的角色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为观察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范式，显然矫枉过正，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夸大了中国内部因素的活力和影响力，夸大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同样不足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
再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也没有从根本上破除西方学者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偏向。柯文教授提出的“移情方法”，固然一定程度可以让一些西方学者从“局外人”转变为“局中人”研究中国历史。但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中外学者都需要以某种理论或方法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并且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这也是柯文教授所说“中国中心观”的一个特点。虽然柯文教授严厉批评西方学者运用近代化理论阐述近代中国历史犯了严重的“西方中心论”的毛病，但他忽视了将西方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不谨慎，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社会-国家”范式
与市民社会理论
“社会-国家”范式作为“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一个具体化，从社会与国家互动角度，探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一定程度克服或避免了既往研究范式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革命与改良等二元对立的困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推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如同其他范式一样，“社会-国家”范式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作为对“挑战-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一种反动，“社会-国家”范式有意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颇，但其采取的“中国中心观”取向又使其研究过于偏向内部视角而忽视外部因素与影响。“社会-国家”范式对中国近代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及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做的考察和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中国内部历史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优点。但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及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无不深受外部的冲击，仅从中国内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与国家的演变历程及独特性是有其局限的。
其次，“社会-国家”范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倾向，严重影响了其研究深度及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把握。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受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影响，一般都比较突出社会力量的正面作用和意义，对社会力量谋取独立性、自主权的活动一般都予积极评价，而对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行为一般多持负面态度，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明显价值取向；二是与此相关，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时更加偏向于社会史研究，而比较忽视政治史研究，没有将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很好地加以结合，“似乎认为社会史研究是不‘讲政治’的”。其实，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破除国家和政府的神话，同时也需要破除“市民社会” 的神话，应该秉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态度。在社会史与政治史两者之间，我们亦不能重社会、轻政治，须知两者也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
再者，“社会-国家”范式引入西方政治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更是有悖最初之本意，剑走偏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基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而抽象出来的概念。“市民社会”指的是指16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扩张和个性解放，欧洲国家所出现的与国家相对或者说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综合体。所谓“公共领域”，它与“市民社会”息息相关，指的是市民社会为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进行交流、讨论、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通场所，诸如俱乐部、沙龙、通讯等非官方机构，“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将这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运用到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上，不但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还势必以西方历史模式作为认知和评价中国历史的依据，重蹈西方中心主义之覆辙，不是削足适履，便是郢书燕说。正是鉴于认识到西方“市民社会”理论运用到近代中国历史的不适，有学者建议以更为中性的“第三领域”取而代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如同其他范式一样，一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这一范式的研究臻于成熟，也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研究的趋同和模式化，许多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成果不但选题类同，并且观点也是相近，缺少了“社会-国家”范式最初的学术创新性。还有一些社会史研究则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忽视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关怀，趋于碎片化。
要而言之，上述每一种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视角，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都有其局限性和封闭性，都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全貌。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和理论，我们既要肯定和尊重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同时又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丧失研究主体性，而应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破除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传统与现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不被既往任何一种范式所囿，兼收并蓄，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完整性和主体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回归历史，揭示历史真相。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学术使命，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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